“你们一次这样经历比大学四年有意义多了，大学四年就在大学无聊等课，什么都学不到。你们有了这样的游学经验，今后带到学习，我们要改变生活，我们不仅要被大学改变，也要改变它（大学）。” “83年严打的时候有很多荒唐事，在西安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她叫白荷花，长得惊为天人，是个艺术家。和一些艺术界的朋友大家烫头发，跳迪斯科，跳贴面舞，因为被判死刑。据说在公审的时候全城雷动，大家都去看她。要枪毙的时候武警都不敢，她一回眸，含情脉脉的望着，大家都不敢。这就叫真正的暴殄天物。” “严打是一个反法制思维，所有严打本质是运动化制约，是仁治和运动的体现。现在也在严打，像重庆的唱红打黑。五年十年可能就有一次，还有专项的，比如针对西南的”
学生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谌洪果，在西北政法当终生副教授。今天我是特别的激动，哈哈！！我作为一个老师是非常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尤其今天在座有很多是高三毕业，即将步入大学的学子，我相信你们会对什么是大学充满着憧憬，我作为过来人，还有在座很多正在经历大学的很多局中人，我会把我很多惨痛经历告诉大家。 “大学尤其是很多中国大学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可以这样说，据我了解不仅是我说在的西北政法大学还有像北大清华，很多学生怀着憧憬走入梦想的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学生都会有失落感，不管是好大学还是差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大学有落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它丧失了一些基本的要素，比如说我们最常听说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像清华大学以前的校长梅贻琦，也是清华大学历史上非常伟大的校长。他说的‘大学者非大而知畏也，乃大师之未也（？）’我也相信这样的办学理念。也就是今天立人大学的办学理念。虽然立人大学搞的是游击战，不仅没有还被赶走。哈哈~~我也听说立人今年暑期实践，像上海，北京都有被取消被驱逐，等等诸如此类，但是我想我们要抱有非常阳光的心态来看待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生活就是这样，它很残酷，但是残酷并不能阻止人性的光辉和前进的步伐。所以我很看到各种领域都在实施着‘什么是大学’的理念。 “我在西北政法上课包括去年发生的读书会，我也在传播一个理念，那就是今天的大学它应该超越课堂和讲堂的，课堂和讲堂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道的所有课堂包括我所有的课程。因为我上的课程都是没有用的，就是不太实用的，我不喜欢培养成技术的工匠，因为技术的培养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比如说就我了解的法律专业，美国法律硕士的培养，包括英国也是这样，一般一年或者两年时间就可以取得法律硕士的学位。当然美国英国的训练更加魔鬼化一点了，更规范严格。而中国式的大学就基本是放养式的，这样的训练下，也许我们学四年也比不上他们学一年半载。反过来也说明大学纯粹的技术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这是一种培训，一年半年足够了。比如说法律应付司法考试那一套东西，时间足够了。我也知道很多的学别的专业的，比如计算机专业、数学专业，他们拿到本科学位，他们去考司法专业，学上几个月，仍然能考很高分。而很多法学专业的本科生他们学了四年考不过司法考试。你们太低估自己的智商了。从大学开始就开始应付各种资格考试，公务员等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和司法考试证书，就会把整个四年完全荒废。我想说的大学不应该是这样的。在满足自己的一些技术操作层面的培训方面，其实大学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就是使你真正成长的东西。 而今天的大学理念离这样的实际已经大大的偏离了。所以导致的情况是培养出来的都是不合格的产品，四年，很多的学生都是被荒废的。我们知道这四年应该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四年。换言之为今后你的职业和发展打下坚定的基础，而且是最宝贵的青春啊，黄金时代，这四年，学生荒废了，作为一个老师就比如说自己，对此感到特别的痛心。我们都在犯罪，我们都对不起学生。学生花了那么多的钱，把那么多的时间和青春奉献给你，你把人家的生命全部给浪费掉了。 “毫无疑问的，而且我在本科期间我没有碰到一个好老师，当然不是说教我的老师不是好老师，只是说他们没有让我形成冲击力，让我感觉到一辈子很难忘。也许在知识层面你可以，但是在我读书的那个时代，你们可以想象到，那时候的大学尤其我们法学，还不像现在那么学术，它还意识形态化很严重，学不到什么东西。而大学里面不仅为学生提供自由发展的场所，还可以为你提供一些规范性地训练，我知道像在这里像齐亮像韩寒一样非常的早熟，但我认识还是需要一些规范性的训练。很早脱离教育体制对中国教育失望，靠自己摸索，你知道靠自己摸索会走很多的弯路，是吧？我也走过不少的弯路。 “我本科期间看了很多的书，但是看了很多的垃圾，不知道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拿着就看，还看了很多的教材，所以我在大学课堂跟大学生说你们要少看教材，甚至尽量别看教材。但是教材有它的必要性。对于整个学科的概念和基本体系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但是呢你看完，你知道的就完了。最重要的提升——你的思维能力还是要自己读书思考。你要读一流的书，读最经典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读了很多引路书，可能会走弯路。最后才发现，啊，原来是这样子。以我所知道的，现在最不爱看书的，高校老师占一个重要的部分。好多的高校老师现在是不看书的。我认识的一个老师几十年的教案从来不会变。我饿美女有很多的校友，十年、十五年再回到学校说去听听以前的导师上课，结果一听，咦？怎么他上的课还和二十年前的一样？而且都到某一个时刻同样的笑话就出来，同样的段子就出来。这样的老师实际上还很多。那他们怎么去面对学生？所有我在西北政法都只上选修课，我的课基本上两次就要换一个专题，比如说法律文学课，由于法律文学课是边缘的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法律与爱、法律与死亡，下一次我就要讲法律与宗教，讲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家的故事。然后我们分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信仰的关系等等更广阔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是奴性的人，而不公民。我们的法学院学生快毕业的时候，要到工厂去实习，实习之后学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前几年有学生告诉我，他最大的收获学到了几种捆人的办法。在中国是最大的崇拜就是权利崇拜，吃吃喝喝是一贯的。每个人有一点权利就会把权利发挥到极致，感觉很爽，包括我自己，上次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说到转型中国与新公民的崛起，也说到一个观点：别看我追求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唱的叮当响。假如有一天让我拥有了权利，而且不受任何人的监督和制约，我比谁都要学的坏，我照样会吃喝嫖赌烧杀抢掠，一样的，我绝对也是那样的人。我也很想做，我也经不住诱惑。所以我认为人受诱惑正常，但是它还让你在诱惑中还觉得特别的满足，没有反思感、思考能力。这就很糟糕。 “所以当我谈人格的独立、道德标杆等高尚的时候，我从来不停留在泛道德化的程度，而是更喜欢从思考的层面、从知识的层面。他在道德上盲从权威、盲目崇拜偶像，甚至丧失了自我，就是因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样的能力恰好是大学应该提供给大家的。 “在大学里首先你要发现每个人的不一样，还要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从他们身上学到思考方式去分析世界，同时在保持每个人最大的独立性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合作。比如说大学里面最重要的是学生社团，我一直认为学生社团是衡量一个好大学与坏大学的重要标准。像哈佛大学是几千上万的社团，名声是太响了，中国也有很多的社团比如北大也有上千个，但我们的社团往往异化了，社团成了争权夺利的机构，学生没有在社团学到好的社会服务社会奉献，以及怎么去开展一个事情，怎么去发展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反而学会了勾心斗角、走关系，跟领导勾兑。所以我们法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比社会上已经混过几十年的学生还要‘精灵’，显然是贬义上的。你要期盼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有多好的社会担当，那是不可能会的。这些理念也可以说是立人大学理念，它需要探索。 “刚才说到学生社团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去年读书会发生的时候，四川大学常识期刊当天晚上就有六个人坐着火车来西北政法采访我，当时是冬天，天气非常冷，我是非常感动的。而且采访出来的效果也很不错。常识社团就坚持了学生社团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追求，怎么去有意识的触碰一些边缘的领域。我们一定要相信世界生活是广阔的，天地是宽广的。我们是有所作为的。你不能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制约就作为你不去做事的借口。回过头来我们知道大学期间有一个这样的行动，我们要知道尽管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也要尊重同学、朋友以及身边的同道者，也要知道我们在思想、意识层面已经比他们先行一步。这点自信还是要有。先行一步不是说和他们格格不入，而是说人生最大挑战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不是跟随比较的，不是说别人在大学期间就想到要去找好工作要去挣钱，而是说最大的挑战在自己，在大学期间你每一天都有一点点收获，包括立人暑期实践 我相信每天都有一点收获。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会影响到今后的四年，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道路应该如何去走。尽管未来是充满不确定的，是偶然的，正不正是因为这些偶然和不确定性才有努力的价值吗？这算是开场白吧，鼓鼓劲儿！ 我想说的就是这几年所做的也是想恢复大学的某些传统吧。尽管我感到特别的无力，我内心是个非常悲观的人。你会发现你改变不了什么。我刚刚北大毕业在西北政法上法律与文学课，就想学西方大学那一套，要求学生一周至少要读一百五十页到三百页的书，其实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如果到美国法学院读过就知道，一周读上千页的材料是非常正常的，一门课几百页，就是让你疯狂的阅读。比如我下节课上法律与文学课要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五六百页，没有几个学生读的，读不懂。我说考试的时候你们都自己写文章，这对学生是最好的锻炼，但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是从网上下载下来。说了几次都没办法说了。刚才我说了老师要对得起学生，但是学生也要对得起自己。 “老师留作业，学生应付，实际上对我没有任何损失，但最大的损失是学生自己，最重要的是你还参与了败坏大学风气，一方面你埋怨西北政法多么的糟糕，另一方面你也参与了让学校的学术生态更加的糟糕。多糟糕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上课也很自由的，我也主张学生有逃课的只有，我从来不点名，爱逃逃去。但是会问学生一句，如果你逃课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逃一个月逃半年我都同意你，比如逃课参加立人大学就是完全可以的。 “前一阵雅安发生地震，西北政法有一个学生，网名叫做‘西博蛋蛋’给学院请假一个月到四川救灾，结果学院就不允许，那种官僚主义，然后他就不管旷课。做得非常好，他们一个团队在雅安呆了45天。募集了百万的资金。一个学生，很有能力，甚至跟当地政府征地修一个小学。一个学生有这么大的能量靠什么？你以为他多聪明吗？我跟他聊了一个下午四五个小时，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去，后来学校还要开除他，我说你放心，要敢开除你我们一块儿跟他对着干。那肯定是不会开除的，因为我认为这种学生是一个学校的荣誉。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可以旷课，因为大部分课堂是很无聊的，老师浪费你的生命。你确实可以不听，但你不能旷课去打游戏睡大觉。他们旷课大部分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非常信奉马克思韦伯说的敬畏职业伦理，你做什么都可以，学生你的本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多种多样，书本的学习、课堂的学习、社会的学习都可以，但你要是在学习。你不能不学习，哪怕你在大学期间再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且世界就是靠笨蛋推动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笨蛋的历史。没有笨人社会文明、历史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我们看过《阿甘正传》，它实际上是美国主旋律的一个片子。阿甘是一个脑残，代表的就是美国的精神，美国的精神是有一个脑残来带动的，为什么呢？他不聪明他很笨，但是他一天都执著地长跑，为了自己的梦，怀着一种单纯的心善意的心，一种善意一种执着，去接受去努力。事就是这样成的。中国人坏就坏在太聪明了，任何一个过程老想算计什么。走走弯路也很正常，只要你无愧于心，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我批判学生不是说你不听我的课我不高兴了，而是你对得起你自己，你有没有一种敬业感。我也不喜欢教训学生。我们学生平时都叫我果哥、果老师，我们一直认为在知识层面绝对没有高下之分。什么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是屁话。你凭什么你改造学生的灵魂？在知识层面学生和老师是平等的，不能说学生看的书就比你少。我读本科期间没看过几本书，想看没有。你们在本科期间有这样的经历，我都没有，我的经历一片惨白，乏善可陈。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比今天的学生更优秀？有什么能力说在学生面前高高在上？而且越是在课堂上越不允许学生发言、质疑、挑战老师，这是没看书的老师，因为他害怕学生提问但是自己没看过这本书。 “大学是一个师生共同探讨真理的地方。这几年我也面临很多的压力，学校也想着要开除我，当然现在他们是不敢，因为他们怕有影响。狠心我也辞职不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我为什么今天还赖在这个学校？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职业，我认为在课堂上跟学生交流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从06年博士毕业到今天差不多七年，七年之痒，我没有厌倦这个职业，我觉得我很愉快，我每一天都在进步，包括今天跟大家交流。学生的眼神，他们的期盼，他们的思维，包括他们对你的质疑和挑战都会对你形成冲击，逼的你不得不前行。前提是你要把学生当回事，你的眼中要有学生，不能目中无人。 “在高校里面比当总统荣耀多了。大学校长和总统都叫president。有人问我有没有政治野心？我有，哪一天我要当大学校长。教育是人最根本的根本，所以我是很荣幸的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哪一天被逼到一定程度我也办一个立人大学，这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是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创新，然后共同的改变世界。我还是相信老罗——罗永浩说的话，不要认为你微不足道，你不能改变什么，什么都能改变。有一次我们学校一个班学生组织了一个辩论会，是关于大学生‘蚁族’的就业问题，分正反双方模仿议会辩论制度进行辩论，结果一个学生总结陈词的时候特别悲观，尽管我们今天在温馨的环境里热火朝天的辩论，但是走出这个地方看到大街上的车来车往，芸芸众生，我们什么都没改变。他觉得特别的悲哀。我说你不要这么悲观，在这两个小时里本身就是一种改变。就像罗永浩说的，如果你觉得对这个世界特别的绝望，你想去自杀，你却又为这个世界的自杀率增加了一点点，世界会因为你的自杀变得更加阴暗了一点点。所以不要认为什么都没改变，用圣经里面的说法，我们像盐一样洒在大海里，一定是有作用的。这是对大家的期盼。 第二个专题，我就说说这几年推动公民进步的进程的吧。我从06年博士毕业，毕业之后在西北政法，大家知道在西北和北京是不一样的，如果我是一个（北京）老师我一定劝学生好好好看书少听讲座，在北大一天都是很多个讲座，每天听讲座是不行的，因为讲座永远生活别人的知识。你要转化成自己的知识。但是讲座有一个效果，它能开拓你的思维和视野，你知道世界的最新动态。所以交流要把握好之间的平衡。但在西北政法一年四季没几个讲座，毕竟没几个学者去，而官方请的学者比如高铭先这些，又讲不了什么，官方请去讲座费还特别的高。在这样的拥力下，又在北京读过书，有一定的资源，那我开办一些讲座。于是通过一些渠道请了一些著名的学者到西北政法讲课。我真正进入公共领域从组织演讲开始的。前前后后我也请过很多人，比如茅于轼、秦晖、吴思、张千帆，包括我的导师贺卫方，以及一些媒体人，像笑蜀、杨海鹏，还有一些行动者像王克勤等人都到过我的西北政法课堂进行过讲座。而且我请他们讲座和立人一样不是为了赚钱，大家都是非常自愿的，非常热衷的。中国高校请一场讲座都是几千上万，讲课费都是官方给，但是我请的都没有，路费通过各种方式尽量给人家报了，讲课费都是没有的。像秦晖、茅于轼这样的名人，到哪里一场讲座给人家很多钱是很正常的，这是对人家起码的尊重。但是到我的课堂都是没有的。 按道理这样的行为，我认为学校应该是非常地感谢我，我肯定不图学校感恩了，毕竟它让西北政法更像一所大学。但当时我预料早晚要受到打压，因为请的人多多少少有一点敏感的，之前做的非常简单，我直接跟教务处的人说，要一个教室。但我没想到是栽到萧瀚这里，但明年我还要邀请萧瀚到我的课堂去。10年请萧瀚的时候，都跟萧瀚联系好了，有个学生社团发海报，结果被盯上了。盯上了我才知道上个月萧瀚在一个郑州部队院校讲座，开炮开的比较猛，讲军队国家化，讲共产党是黑社会，部队院校在刺激下，引起很大的反弹，当时会场气氛就很紧张了。毕竟是不对院校，让中央军委知道了。知道萧瀚要过来（西北政法），北京就打电话到陕西省教育厅，经过了维稳办，维稳办当天就到我们学校驻扎，要求我放话说不请萧瀚过来，还放出‘如果萧瀚来让他离不开西安’这种话，我觉得种话是特别愚蠢的。但是当时那个事情我是妥协了。我这个人不喜欢对抗，我是斗士都是被逼的。我妥协就跟萧瀚说你不用来了，但是学校得给我一个承诺，你不能干扰我的课堂、我的课堂教学秩序，这是我的底线。结果没想到，在第二天上午的我的课堂上，门口有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我出去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支支吾吾。不说我也知道相关部门的。然后我说你们要进来听课就进来，萧瀚已经没来了，现在是我的课堂。结果他们摇手‘不不不’，就要走。 这个事情引起我的愤怒，后面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萧瀚西北政法讲座受阻记》，来龙去脉都陈述了一遍，都只是陈述。我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最反感的是老师辱骂学生。而主管学生社团的团委的一个书记把帮我贴海报的小姑娘，叫到办公室臭骂了半个小时，骂的哭哭啼啼的。这个事情让我特别的寒心，但当时我还是忍，也压下去了。在文章也陈述了这个事情。后来我还是坚持不懈，也不申请教室，自己请学者到我的课堂上来讲座。 这样当然会有一些效果，推动公共事件。上学期我请王克勤到我的课堂讲‘尘肺病’，这多好的事情啊，让大家都去关注几百万的尘肺病人。这对政府对社会对个体都是很有好处的事情，他们又想从中作梗。从这样的事件可以看到中国大学是怎样的。当然我的坚决的顶回去了，我的课堂我做主，谁敢到我的课堂闹事那对不起我不客气。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读书会，碰到一个相同的情况。在大学读书会应该是一种常态。我们每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它课堂之外最要的领域，包括今天这种也可以说是读书会的形式。大家提前读一本书，比较集中，不像今天这样想到哪讲到哪。读书会就是大家集中讨论问题。但读书会的形式我在创新。学术化的时候一学期只读一本书，例如马克思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一次一章分十次，每个人都要提前做读书报告，制定发言人，评论等，形式稍微枯燥点但很有好处。另一种形式是半普及性地，一次一本书。 还有一种形式是半公开性地。去年11月想做一个公开的读书会，背景是西安915反日游行事件，西安打砸抢很厉害，车砸了几百辆，把人打成重伤。我很痛心啊，这样一个大古都，非常有文化气息，结果发生了这样的暴力事件。中国需要一种公民精神，所以我成立了一个公民与合作计划，它不是NGO，只是我的研究项目和活动的一个系列。以此名义请人讲座并且也出去讲座，在西安的一些小区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进行公民自治。读书会也是我的重要活动。于是选了四本书进行公开讲座，每本书不超过两百页，每次指定三个研究生三个本科生发言，社会人士也可以旁听，毛泽东当年不是也在北大旁听吗？活动一共开展四期，一期一本书，第一期是密尔的《论自由》，第二期是罗伯特的《论民主》，第三本书是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第四本书是王岐山推荐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我在这里推荐给大家的。第一期第二期开展十分顺利，效果也十分好，来了四十来人，差不多是学生二十来人，社会上的人士二十来人。 我的读书会都是提前在网上公布发言人、贴海报，有时还要一些瓜果，我非常喜欢这种形式。我不搞阴谋，读书会都是公开的，结束的第二天视频就会发到网上，这实际上也是保护自己的方式，视频发到网上，说了什么话欢迎有关部门来检查。没想到第三期海报刚发出来就被禁止了。 我推测是一些维稳人员看了我一些微薄又往上报告，上面也没有仔细看，据说是陕西市政法委批示下来要禁止，发到教育厅，又发到西北政法。西北政法的领导马上就闻风而动鸡飞狗跳，要求禁止读书会。我也想妥协，一再地解释，说知道中国的大学不独立，理解他们的难处和苦衷。但是至少要给一个理由，是读的书不对还是组织方式不对？还是参加读书会的人是敏感人士？你说了我就改正，我合作，我妥协，是一种非常善意的。但是他们蛮横无理地，就像取消立人的活动，他不给理由。但于我不给理由我就不答应，当时也想不给理由我就妥协算了，但还在考虑的时候学校一个书记紧急召开会议，制订了三个政策：禁止谌洪果使用一切的教学场所；禁止所有老师参加我的读书会活动；禁止所有学生参加我的活动。这三点对于我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完全是赤裸裸的挑战我的底线。我作为老师使用教学场所是天经地义的，是老师的权利，使用时需要申请我也可以理解，毕竟教室需要同意使用同一调配。但是只要有教室就该无条件提供给教师，学校修教学楼不给老师用，难道给领导喝茶吗？我希望大家都要有这样的意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禁止学生参加我的读书会，我自己也带了研究生和本科生，我的学生参加我组织的教学活动你凭什么。而且他不仅是禁止还威胁学生，对学生说你们参加了一切后果自负，都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而我是坚持搞学术的，他们威胁我今年招收的两个研究生，两个单纯的小女生怕得不得了，赶忙给我打电话。我作为老师强迫我的学生来参与我的活动我是有资格，当读书会第三期禁止的时候我没有给学生打一个电话，要他们来。而且在微博上发微博说你们爱来不来，你们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我不强迫。令我感动的是第三期来了很多的学生，也是将近五十个人。我觉得我们消除了恐惧，而且事实也证明学校绝对不敢给他们穿小鞋。 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不管发生什么事，要尊重校方的决定，相信以后再做什么事情还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要理性协商，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不是会说和学校对着干，但是要捍卫一个大学的底线。你抗争了，是据理力争，学校绝对不敢给你穿小鞋，毕业敢不给你毕业证我就再公开，再申请，去呼吁，他们不敢的。我有个学生，也是老乡，叫崔应熙，他毕业那年请陈永西到西北政法讲座，我也参与了，但主要还是他在负责，这个事情也受到团委的打压，结果把一个小伙子也骂哭了。但他还是坚持下来，陈永西讲座讲完了。我就对他说应熙既然讲座已经办完了，你就不要和学校对着干了。但他很好玩啊，接着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成博文发在人人网上。我看到博文让他马上删掉，因为他马上毕业，怕相关人员看到影响他毕业。但他不怕，克服了恐惧，后来果然也顺利毕业了，学校不敢给他小鞋穿。因为你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没做偷鸡摸狗的事情。你（学校）有压力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让公权力畅通无阻，没有任何阻挡，还变本加厉，而且公权力没让你威胁学生啊。就因为学校这三个蛮横无理地命令，我决定抗争。第三期我就要举办，我是站在走廊里读的，就是行为艺术。第四期我也要搞，经过极力争取，学校妥协了，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 这是整个读书会的事情，写了五六篇文章，阐释我抗争的理由，我觉得我们何谓做事的理由更加的重要，不能你做完就做完了。包括你们参加立人，回去也要写，写你为什么参加立人，参加了又什么收获，参加后面临的压力以及立人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是一种生命的记录。因为这个事情也引起很大关注，环球时报英文版也采访我，做得很不错。南方周刊的施飞特也采访了我。我传达的理念就是：我不是一个斗士，我不会主动攻击谁，但作为老师我要读书我要上课，你不能侵犯我的底线。如果侵犯我的底线了，那我没有资格成为一个老师。正确的事情不坚持，那我还教什么书呢？而且我抗争的方式是理性的，据理力争，不会走极端。 这学期又有一个事情，是我一个十二分钟的讲话。背景是十八大以来，思想界充满乐观的氛围。大家期待习李新政能尽快把宪政提上进程，但没想到两会前风云突变，五月发展到极致。有几个事件，党内发表反宪政文章引起争论，对此我也写过一篇长博文叫做《中国当下的宪政思潮》。另外一个事件是搞七步讲，我推测跟南周事件有关，我声援南周记者，当时又正好读书会过后，我成为西安头号监视人物，当时把这次抗争作为观察南周事件的是骄傲，但纯粹以学术视角，事件过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起立，公民》，说了一些公民抗争的理念。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宣部的重视，还专门开会。当这篇文章现在已经被删完了，共识网保存的比较久，它的小编半个月前打电话来说实在扛不住了，别的网站早就删掉了。 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这是唯一一篇系统的梳理了南周事件且有分量的文章，也广泛流传到各大高校。结果兴起一种说法是西北政法是这次南周事件的策划基地，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我说是我整天闲着没事发发微博写点小文章。但他们肯定查过的，我要真有组织的我早就完蛋了。我的文章都是课题性地，而且都公开，不删掉我也会主动给你看，他们不能把我怎样。从南周事件来看，整个高校对思想、言论自由控制很严，大学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阵地，双方都要去占领。但我不关心这个问题，我只视为学术场所。 随着南周事件到五月份反宪政，中央开了一个意识形态会议，据说是下达了‘七不讲’的文件，要求高校教师不讲七个内容，同时还颁发了16条青年教师道德建设纲要的规定。这个七不讲是说中国高校教师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司法独立、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公民权利、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等等。比如说不准讲新闻自由，新闻专业不讲新闻自由讲什么呢？你不准讲党的历史，那历史专业的可能不讲吗？法律专业的不讲司法独立，但不能连司法本性都不能探讨。而《民法》就是公民权利法，不准讲公民权利以为着不能开民法课，不能讲宪法这不是很荒唐。于是我在一个研究生会上反对七不讲，录音十二秒，整理成文字，传的很广。核心观点就是‘老子偏要讲’。特别高兴的是现在还没删。所以我觉得抗争是很有成效的。我5月30号的录音，6月2 号传到网上，因为临近六四了，还是有点担心，但观望了两天没什么事，我也就坦然了。为什么没事呢，我觉得就是坚持底线，捍卫的是课堂的权利。但是一定要发出声音，没有声音他就会认为没人反抗，说不定就制定成了正式的政策。反宪政也一样，如果不是引起强烈的反弹，引起了一场宪政大讨论，就真反下去了。这恰好说明抗争的重要性、坚持自己的重要性。 当你放弃了自己的本分的时候就放弃了一切。但是我想说的是抗争过程中理由的重要性，你不能是盲目的、蛮不讲理的，而是抗争过程中要是讲道理的、讲法律的、规则的。最近发生的吴虹飞事件，就是因为她了个发泄性地言论说：‘我想炸了北京市建委’。她当天就被警官带走，没有给任何理由，现在被关在派出所已经超过五天了。即使公权力没有介入，对于这个言论是否带来实质的伤害，是值得讨论的。大家觉得发表这样威胁的言论是不妥当的，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尽量的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尽量让吴虹飞早日获得自由。这也涉及到每一个人自身的安全，我们因为在网上随便发一条微博转一条微博被带走的例子太多了。作为一个学者我更想阐述的是自由为什么重要，以及为什么吴虹飞的这种表态不应该受到刑事法律的追究，我只是在探讨这个问题。 读密尔的《论自由》就知道，它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伤害，也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威胁。这个发泄就像是来两个人吵架诅咒你一样，即使要承担责任也是道德责任或者民事法律责任，甚至治安管理处罚的决定，比如说是吴虹飞的言论实际不适当，当时正好发生冀中星北京爆炸案，时机确实不恰当。也许行政拘留5天或者罚款，都是可以的，但是因此就承担刑事责任是可怕的。她说的是‘想炸’而不是扬言‘要炸’，不能因为这个言论就说是散布、编造虚假的恐怖信息，她没有真的要炸啊。我们一定要分性质。我在录像说了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吴虹飞说的‘我想’是一个发泄性言论，是一种情绪表达。言论自由不仅要保护真理、探索真理，而且要保护发泄情绪。不能因为观点不正确就要禁止，吴虹飞的言论就是一个主观表达。第二种，如果吴虹飞不是针对特定听众说‘我想炸了北京市建委’，而是拿起电话跟建委说我要炸了你，大家看微妙的差别。后一种是不是比前一种严重一些？承担法律责任可能性更大。第三点，假如说吴虹飞不仅是跟北京市建委打电话，还给海淀公安局说我要炸了北京，而且已经装好了炸弹，十五分钟后爆炸。结果公安局派人去查结果没有，第三种情况就比第二种更严重。因为你不仅是主观的情绪发泄，还散布虚假信息。不仅引起恐慌还浪费了公安部门司法资源。很显然第三种承担法律责任没问题。第四点，吴虹飞说我代表某个恐怖组织要炸了北京建委，海淀公安局马上派人去查发现果然有炸弹，但是及时拆除了没有造成伤亡。这四种情况不仅是言论自由，还是行动的。所以在言论自由领域一定要注意微妙的差别。我们讲科学救国不仅是自然科学还有人文科学，对于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你要有一种理性化的思考，一定要注意言论自由的边界和公权力的运作的规则。相对于吴虹飞发表了一主观性言论来说，公权力的执法没有任何手续就刑事拘留，而且超过24小时你也应该通知家属，但他们不通知，就关了这么多天，这是不是更大的不理性？相对于人言论自由的不理性而言，公权力的不理性造成的伤害更加的可怕。所以作为一个现代公民，一定要警惕权利。这是对人性的不信任，对人性的不信任。但是对人性主观的努力，对人性美好要抱有乐观的期待。 最后讲一个《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自从重庆发生李庄事件以来，产生一些振奋人心的现象是一些律师开始有担当精神，他们抱团维权。李庄案为什么会导致律师的站起来呢？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再不发声中国的律师职业就完蛋了。对律师政治道德污名化是惯用的手法，中国是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家，什么都是政治。从李庄案，中国这几年最令人振奋人心的是公民社会在起步，它不仅包括NGO，也包括各个职业群体，他们以自已公民的身份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彰显自己的力量。 公民社会离不开职业，即离不开工人离不开学生离不开商人离不开教师，当然也离不开教会这个群体。李庄案就让我们看到律师这个群体在兴起。前一阵王全章在代理一个敏感案件，在江苏靖江法院，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他拿出手机要拍摄证据材料，结果当场手机就被法警收走。开完庭就被法院扣留，最后要司法拘留十天。结果全国各地很多律师就飞到江苏声援,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认为王全章的行为不算扰乱法庭秩序。最激动人心的是施飞特说的，如果哪个媒体遭到不工作待遇，其他媒体会从全国各地飞过去声援吗？不会的！但是在律师界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媒体人也要抗争，媒体对中国的法治进程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今天所有的法律事件，所有的公共事件都与法律问题有关，媒体人在其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今天媒体收到双重冲击，一个是政治化，一个是市场化。政治化就是媒体受到官方的打压，媒体人为了坚持自己的独立，付出的代价甚至比律师还大。媒体的公众性决定了它的自主性没有律师强。另一个媒体市场化，尤其今天新媒体兴起，传统媒体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媒体人要像律师那样独立还有很长路要走。第三个是知识分子和学者。虽然我也是个知识分子，但我认为知识分子在推动中国民主法制进程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当然，知识分子的第一使命生活研究学术，这是我完全赞成的。但关键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既放弃了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学术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他们没有关注真正的问题，尤其是法学界。好在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接下来就是企业家、商人。前一阵著名的正和岛风波，中国一个教父叫做李传志，在企业的高端论坛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认为今后的企业人聚会的时候都不要谈政治，引起很多人的批判，包括王英律师，有时候著名的企业人，他就宣布退出这个企业家论坛。他说我在这个论坛上不谈政治不可能的，如果你们觉得因为我的言论而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我退出。我基本上也是反对李传志的。要做到纯粹的经商是不可能的，很多企业就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怎办么可能不谈政治。李传志的意思就是不谈时政，不谈批判政府的言论。但是比如王英在论坛组织读书会读罗伯特议事规则教人们怎么去开会，怎么不可以呢？我认为这种政治没有太大的风险。今天多少企业家就是跟政府勾兑最后锒铛入狱付出惨重代价，像曾成杰，曾经政府的座上宾，招商引资的贵客,说把你拿下就拿下了。这说明的是企业家关心的生活什么样的政治。其实我最大的梦想也不是当校长，而是想写一两本书，几十年后依然有人读。这也是学者最大的梦想。 虽然我在公共领域发声，我的文章都是遵循学术逻辑的。我也关心政治，但目的是回归学术，使学术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纯洁，使学术不受到政治的污染。由于企业不独立，政治是不确定的是偶然的是黑暗的，受到不规范的运作方式影响，导致企业家不知怎么办。如果企业家关心真正是关心游戏规则，今天关心政治就是为了让游戏规则有规律可循。企业正常运作需要来两个条件，第一个是遵循市场的产权，即保护产权。二是遵循契约安全，即交易安全要保证。产权安全交易安全要靠良性的政治规则维护。所以企业家关心政治也是使市场更加市场。市场调控的领域政府就不要介入，就交给企业去正常竞争，而不是政府伸出一直黑手，看你赚钱就把你打成黑社会，重庆就是这样。我佩服王石，他房地产起家，在中国早期是不可能干净的。但是他有反思精神，他也认为规则的重要性。 我们关心政治不是说和政治对抗，而是说要把权利关在笼子里面。我们都愿意生活在一个更能进行有效合作的环境下。我举了很多的例子不仅是对企业家、商人、律师、知识分子，其实整个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是普遍的适用。我们今天做的，就是为这样一种普适性的东西努力。努力和推动过程中不同的领域都是有意义的。有学生问是行业比如知识分子还是律师对今后的推动作用更大？我说每个人都有作用。你是充满偶然和不确定性地，历史舞台上每个人都不能少，每个人的声音都应该出现。不能因为我们是芸芸众生，像尘土一样，历史的大车就滚滚的滚过去了，不是，我们一定要留下自己的声音。好！谢谢大家！” 提问 梓青：您觉得什么样的问题最具有价值 老师：每个人有自己的学习方式和思考方式，有的人能第一时间提出尖锐深刻的问题，和老师相处融洽，让老师如沐春风。但是有的人比如说像我一样特别的腼腆，坐在后面不爱说话，但是用含情脉脉的眼光看着老师，不断地进行着思考和聆听。我觉得人啊，有时候听的能力比说的能力更重要，今天很多的人极力地像表达自己，当然不是否定这个提问，这是学术交流，问题越多越好。但是今天过于表达自己而忘记去倾听去思考。中国有个毛病，用圣经的说法就是盲目的论断。在公共事件上，只要别人发表声音，管他的就砸了砖再说。这是非常糟糕的态度。长此以往可能学不到东西，因为你总是以主观的情绪去排除不同的声音，使你的状态越来越糟糕。方舟子就是典型的，早期还能进行正常的科普，理性的探讨，但后来你就发现无法跟他讨论，他是见人就砸，主观倾向太严重。所以我也对学生说有时候表达比质疑更重要。表达、质疑都重要但是前提是要思考，你没有思考就去质疑别人，质疑的目的不就是怎么自己说的正确的吗？何苦呢？所以说的时候不要滔滔不绝，那别人说什么呢？此外不要刻意地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在听的过程中认真思考就可以，没有必要一定要问出惊天动地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交流得不广泛，随着和越来越多的人交流，就会越来越会问问题。每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凸显一个人思考的深度，没有那样的深度问不出那样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多思考多看，这样的基础上适时地交流。
海波：1实践过程中如何让使能力最大化2进入公权机构如何处理人性分裂问题 老师：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保持独立的时候，独立不是说格格不入，不是说一定会和环境发生对抗。任何领域都有很多大有作为的空间，体制内也有健康力量，肯定能做到保存自己的。艾未未接受采访时说今后愿意留下的墓志铭是：‘这是一个分裂的国度’。坚守的东西和社会给予的压力两种力量在撕扯，甚至家庭责任和社会力量也在撕扯。艾未未的孩子还有一个月出生他就被抓进监狱，他也不想，尽管他早晚可能进去，但他主观没有想丧失自己的自由。我们面临不确定性，你的命运是无法支配。让自己的命运在可支配境地不是说改朝换代而是说要改变自己。读书会期间我写了一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影评，派其实一直在寻找自己，老虎是一种隐喻，是派的分裂，他在和老虎对抗。最大的敌人永远是你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会和自己对抗。我们衡量一个人，不是看他外在的成功，而是看他的坚守。能去的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偶然，马云如果不是刚好出生在一个互联网刚刚起步的时代，占了先机，他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你要注意到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分裂，不要放大它。相当于我们都是被抛弃在这个世界上的，即was born，我并没有想到出生，就被降生到这个世界。我喜欢马克思韦伯这句话：‘我们要应该地投入到这个愚蠢不堪的世界中。’世界让你百分之百满意了，你就不可能分裂。但世界不可能让你百分之百满意，你就永远只会两个世界的交战。用一个信徒的说法就是这是一个永恒的世界和暂时的世界的交战。但是要尽量找到自己热爱的，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人的能力各有千秋，要知道你是呵呵做什么，扬长补短，不要做不适合自己的。我有一个朋友，高中时我们在凉山自治州的补习班，他文质彬彬，书法写得好，会拉小提琴、弹钢琴，后来在镇小学当团支部书记，组织学生做暑期活动，跟当地的部队联系去山里露营几天。这些活动很有意义，但是他不安分不满足，就去赌博去打麻将，还去开矿山，他没有商业头脑，欠下几十万。他也不适合赌博，一赌就输，去借高利贷欠了债只好去抢劫把人杀了，最后进了监狱。他的一生的堕落的，我觉得最根本的是他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之前我说到的那个学生他发了条微博说去救灾几天就募集到了几万，去灾区四十多天就募集了几百万，要说他多大能力不见得，但是他敢做，想到就去也不怕碰头。就像马克思韦伯说的：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很重要。中国学生一二十岁就好像看透了，就想着要养家糊口，已经失去了激情。我的朋友段万金从一个县再到西安市就两年时间，年收入一百多万。他经常被欺负，但是为什么会挣钱呢？说明他有激情，他屡败屡战。他对生活有一种热情，不会因为打击而放弃。判断力也很重要，他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也包括对时代的判断力。做什么事情你尝试了经过了，这就可以了，不要过分去强求，让自己过得更平静和正常一点。 齐亮：游学被强制解散，相关部门是否违反法律？我去年所在图书馆也被强制关闭，是否违法法律？ 老师：当然违法。相关部门忌讳民间组织，至少在言论自由上是违反法律的。我们要通过努力让政治脱敏，让法律解释更加清楚，告诉他们我们不是政治活动，是正常交流活动。我建议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情，特别是以后成家立业之后会考虑更多事情。否则代价太沉重不符合我们的追求，我们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如果手段违反了初衷，才是真正的分裂。但社会能量不一样，尽管之前有律师站起来呢，但百分之九十的律师还是闷声发大财，我理解他们。但是当你看到别人冲锋陷阵的时候，你可以围观可以沉默，一定不能落井下石。因为最寒心的是亲近的人的不理解。我在读书会的时候我是不怕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文章呢？我不是写给政府看的，我是在跟我最亲近的人解释，给学生解释我为什么坚守。解释非常的累，因为他们不理解。
学生：怎样看待王怡牧师和他的秋雨之福教会的？ 老师：教会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秋雨之福我还不了解，但和王怡有神交。王怡在03年论坛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在公共领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很多文章都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策略。宗教在高校控制很严，我在西安比较敏感，就经常隐身，对教会也就不是很了解。但我对秋雨之福是很支持的，无论是道义还是行动，不是说它唯一正确，而是今天中国的社会需要多元，需要社会各个阶层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一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的标准，只要它并没有做出什么样的危害，事情本身是温和理性的。我这次来和秋雨之福合作，本身就是对其的肯定。凡事我们要带着善意去看待，哪怕是面对政府执法者。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他们做的不晓得他们不知道，去宽容他们吧。
学生：怎么看待小布什会见王怡 老师：我不是很了解，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在中国探讨宗教、神学会附加上一些因素比如政治因素、派别因素、不同利益因素、人的观念因素，有价值观的冲突，还加上外交事件，我没办法评判。不管外界附加多少东西，内心要保持你的坚守和单纯，保持的心灵的净土不被污染。 学生：对于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应该怎样保持自己不被同化且不留遗憾？ 老师：遗憾要等到快入土的时候才说，你现在生命的画卷还没展开，而且你已经比别人更早的明白什么是大学，你很幸运。我不敢保证今后四年不会被同化，人是无法预料的，社会的力是很强大,但要坚持一些自己的原则。人一辈子哪怕你再成功，变成了你不想成为的人，会特别的悲哀，我也见的太多了。我有个北大的校友，现在是我的领导，他特别的狂傲，北大毕业后分到西安中院，做了几年他不做了，做的时候在墙壁上写了一首诗，核心是：看五年后我会是一个多么有独立之精神的好汉。但是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在高校成为我的领导，我觉得很悲哀。正如我的学生说的：他现在做的正是十年前他不想做的，他成为了他曾经很讨厌的人。也许他很自得，但我相信夜生人静时他回眸自己一生的时候他的遗憾会比你多得多，我也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学生：腐败是制度性的，那么制度性腐败能在内部产生向上的推动了吗？不能的话外部怎样才能做到把权利关进笼子里 老师：不能。第一，对中国自上而下的发展我持绝望的态度，我很悲观，而且也丧失了很多机会，也没有真诚和主动性去改，最后一刻付出惨痛代价后他就拍拍屁股走人。但对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持乐观态度，越来越多的公民在觉醒，也是今后中国转型付出较小代价的重要因素。在座的今天付出的努力，就证明未来中国的转型会代价更小。知道的人，代价越小，因为懂得思考的人越多，就会有更多独立的、负责任的公民。解决腐败根本的一条就是民主法制，即宪政。什么是宪政呢？有两点，一点是把制度关在笼子里，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而在中国就有这样的机构，只要是领导，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权利不受制约自然会腐败，只靠框架是无法和解的，需要靠外在的压力，推动力之下，逼的制度修改。这得靠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去努力。 学生：15天游学时间有部分被浪费了，且15天太短，学不到太多，该怎么办大学？ 老师：波伦亚大学最先是学生机构，是学生自主的一个团体，大家在一起学习罗马法，如果需要聘请老师就一人出一部分资金去聘请，在小酒馆租房子上课。这是最早的大学生态，学生自主，从全国各地来到意大利一起交流学习，你们也是从全国各地过来成都游学，所以这种模式本身就是散漫的，问题在于有限的时间如何让学到更多的知识。之前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都属于“自摸”，一定会走很多的弯路。再加上外界环境的打压，有些活动本可以成型开展但是临时被撤，肯定会出现一定的混乱。要说失望，我对大学处处失望，在读博士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你从老师身上学到什么，而且老师讲学就那么几个小时，15天不过是个头脑风暴，找短期内接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去看书去思考，还是需要潜心的积累，它只是激发了你，使你看到一些东西，这正是游学的目的。你不可能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学到东西，这么说来大学四年浪费的时间更多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学里学生之间的平等的交流机制，你们没有建立起，可能还是把希望建立在‘“靠”的心态上。来了就把希望靠在组织者身上、靠在老师身上。比如今天某个老师要来讲课你们去学到什么，不，而是你们之间做过什么。你觉得这一次可能有点浪费时间，但下一次组织的时候，除了上课还有闲暇的时间，就会自发的组织其他活动，比如搞一次读书会，就读罗伯特议事规则来设计下怎么讨论怎么开会，我们自己制定规则不就是很好的实践吗？但是之前大家并没有这样的意识，没有找到做事的切入点，不能过份的苛求，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要抛弃立法者心态、抛弃一劳永逸的心态、抛弃有唯一正确答案的心态，慢慢来慢慢积累，才是正常的、日积月累的。 推荐书籍：学法律《洞穴奇案》 《论自由》 《论民主》 《论美国的民主》 《法律创世纪》 《旧制度与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