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刘苏里
整理：李婧
这些年，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今天年轻人的阅读状况和 80 年代的人相比有什么差别？潜台词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不读书。我在卖书第一线观察的结果是现在年轻人读书不比 80 年代人多，但也不会少。从我接触的现在人们的阅读史和你们写的读书史来讲，很多人还是没有很系统地读书，无论从兴趣角度出发还是专业角度，其实 80 年代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虽没有比 80 年代更进步，但至少没有落后。反过来说也是如此，80 年代到现在 30 多年过去了，在阅读方面我们没有多少进展。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阅读状态和我们的出版规模和出版状态，以及我们国家 30 多年的经济成长、社会发展、对外交往的规模和深度，这之间是不匹配的。
一个领土面积、人口少的小国家，我们很难称之为世界历史名国。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从人口、地理面积、信仰、文化多样性等等来看，我们是一个大国，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世界历史民族——他的存在是自觉的。虽然我们祖先通过沙伐征战、各国通婚等方式，以当时的科技标准来说，把国土面积投送半径达到了极限，我们不能够超过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不能穿过北部各种山脉打到欧洲，东部由于古代各种原因限制造船，导致我们成了内陆和土地绑定的人群。所以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历史性民族，但是 1945 年以后，这个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我们从一个不自觉的存在（从久远以来，我们这个人群参与了世界历史，也影响、塑造了世界历史，但整个进程是不自觉的。这个国家原本不真的知道他对周边以及更远的国家的影响，甚至改变周边国家的文化、制度是怎么回事）变成了一个自觉的存在。其实 1978 年以后是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无论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都已和我们相勾连的世界不相匹配。今天，我们的阅读状态怎样和我们将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趋势或者历史任务相匹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又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我看了大家的阅读史之后更多的还是欢喜，因为我们有了一个起点，而不是还不了解“阅读”是何物的状态。
我给大家讲讲 80 年代情况和我开书店以后的感受。严格讲，80 年代初期像北大这样的是顶尖学校。文科学生分类三类，三分之一是很笨的人，通过考试过关取得学位，这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三分之一是很聪明的人，但是不学习，斗地主、旅游、泡女学生；还有三分之一是比较聪明而且会用功。但是用功不代表我所说的会看书。当时我们每个班差不多 58 个人，会看书的人大概 30%，在当时比例算是相当高了。到我开书店 93 年开始观察周边几所学校，当时在北大看书的人大概是 15%，人大的学生读书大概是 5%，这个情况从 1995 年一直持续到了 2001、2002年。我很少看见清华的人读书，那时清华还没有文科生。
什么是阅读？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你们的理事长在去年的最后一天发表了一个新年祝辞《教育自救，立人先行》。教育自救也是我今晚要聊的一个重要话题。
刚才这位同学问到“什么是阅读”。我一共写了三点： 首先是一个人的人生面临的问题。 第一， 你为什么要活着。一个世界历史民族与一个个体在某些方面是同构的，一个个体不自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问自己为什么活着的人。同样，对于一个非世界历史性民族，它对自己的存在没有那么多自觉意识，除了存在对人群的管理、统治之外，不知道还要干什么。第二，你怎么看你的职业，对于你的职业有关的经济阅读投入是怎样的。很多人群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对待自己的职业采取什么态度。以我的观察，多数人对自己的职业既不感兴趣也不用心，仅仅作为谋生的工具和手段。比如一个小提琴家，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但对于他来说是否是一个职业？一个匠人，如果他不在我讲的职业、经济意义上做投入，永远成为不了艺术家。有人说我书店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为什么还要这么使劲。我说是在摸索独立书店的极致边界在何处。但其实我永远也不可能摸到。任何一个职业都有一个匠人和艺术家的区别。为了一个职业经济做一些投入也是阅读范围。
其次是超出视野之外的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阅读取舍。我们对问题的尺度将决定自己读书类别以及阅读方式。如果只是关心第一种，那么只是一个小尺度的阅读，人活着的意义也就是困扰我们的问题，寻找答案最便宜的途径就是阅读。如果关心程度达到了第二种，那么范围比第一个大一些，会看很多的书，因为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像乔布斯做的事是以亿计的。最大的尺度就是世界、宇宙有多大，我的阅读范围就有多大。第三层含义说读书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所谓“为自己”就是“教育自救”的含义，因为活着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个问题，“人生活的意义”是一个不断要回答的问题，你会被这件事困扰，就要寻求答案，其最便捷、省钱的途径就是阅读，也可以拜师求艺，还可以自我训练，探索人生意义。所谓“为别人”是因为别人的存在本身很难像《鲁滨逊漂流记》中星期五那样在孤岛上一个人，一个人的存在一定有社会性意义。更本质的意义就像亚里士多德讲，作为一个政治人，因为你生活在城邦里，除了关心自己和社区，还需要关心城邦事务。
问题：刚才您谈到了“为什么读书”。我想问的是我们读书应该有一个怎样系统的方法？如果这个问题太大，您可以谈谈您在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做这件事情的。
回答：大家的阅读史中不止一个人提到一种境况，阅读过程中没有被指导过。基本上是自己撞到哪读到哪。这个情况是极其普遍的，而且在我们那个年代恐怕还不如你们今天。当年的资讯和今天完全无法比较，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更早的被启示过，启示者可能是你的父母，也可能是和你一般大的同学，也可能是你的老师。但就我的经验而言，对上面三个问题感兴趣的人群当中，只有极个别人有幸被启示过。我很遗憾自己没有在年龄更小的时候被我生活中的先知启示过，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当我知道有“启示”的时候就会检讨为什么我没有被启示过，属于自己发懵，还是自己冥顽不化，或者根本没有遇到。这些我不知道。总之，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被启示”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那些书读得好的思想家、城邦事务有战略头脑的人，无一例外都被启示过。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底开蒙的人，但我已经意识到“启示”的真实含义和价值。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和大家聊，很大程度上和我大学开始有关。大学四年我基本上没有上过课，而是泡在图书馆里。79 年读大学，80 年北大图书馆开始做改革尝试，大学一年级开始真正大面积接触书，而且读书过程中完全没有人指导，拿到什么就看什么，生冷不忌。其实在乱看书中过了四年。我想在坐的很多同学都有这种体会。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从我的杜先生那得到启示，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冥顽而被先知抛弃了，如果当时我们再积极一点，我相信杜先生会开示我们应该怎样读书、人生应该怎么过，而那时候我们年轻气盛，外面正在改革的世界很精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走上历史舞台了，对先前的传统完全不看在眼里。当先知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不认识他。接着我们又读了很多年书，如果不是后来某个时刻我突然顿悟到自己读的书可以串联起来的话，30 年的书基本白读了，甚至是反向的。因为脑子里空空是一种人生，但满脑子浆糊会更可怕，会有很多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偏见。我有一点点幸运的是大概 40 岁的时候对读书这件事有所感觉了，原来很多年读过的书，一点点在一个框架内慢慢呈现，似乎结成网了，相互之间开始产生逻辑关系，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从中拿出。但这种感觉少部分是真实的，大部分是虚幻的。因为一个人进入到 40 岁时的自我觉醒是非常可疑的，以前积累的知识是残缺不全的。比如所谓的必读书目，如果你没有经过必读书目，那么你的开化、知识结构是很可疑的。换句话说，你的武器库里十八般武器是虚幻的，而真正需要的时候发挥不了作用。但是对两种情况我都有所体悟，我对自己的蒙昧状态和开示后的清澈有所感觉。这么多年使我追着这种感觉走的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对于我来说很简单，也是我们这代人当中一部分人念兹在兹一生都很难放下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城邦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才能使得我自己、我的后代、朋友以及更多的人在这种制度框架下过一个良好的生活。从 83 年研究生到我 40 岁，这一阶段我们一直在挑拣枯枝树木，建构知识框架。
如何充分利用送到图书角的书籍？
我们先讲两个基本事实，人群有一个正态分布。我对那些大人逼着孩子读书、好好考试、报兴趣班的努力从生理上反感。
根据我的猜测，人群中真正爱看书的人只有 3% 左右，剩下的 97% 的人不喜欢看书、学习，当然这其中可能夹杂了我个人对阅读的理解。其实大家都有经历，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你身边真正自觉学习、系统学习，方向感很明确的人有多少呢？然而我们自己是不是那样的人呢？也要打个问号。这种人在人群当中是极少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事实。
第二个事实是，在今天我们还能不能讲“开卷有益”？这肯定是一个很可疑的说法，去那些超大型书店看一看，会发现很大比例的书属于被我定义的“三无产品”，无益、无害、无聊。当然，杨奎松老师讲“开卷友谊”是更高的要求，对于大量的小阅读人群来说，让他们从一开始就进入“开卷有益”的阅读状态也很困难。但这样的基础工作也需要做。今天我们对所在城邦很不满意的一个方面就是教育出了很大问题，教育出现大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阅读出现大问题。刚才我猜测的 3% 在实际人群中可能是这样的吗？一个伟大的民族、杰出的人群怎么可能只有 3% 的人会自觉学习、有人生目标、方向感？如果真的只有 3%，那么就称不上伟大和杰出，但如果说 90% 也挺可怕。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大约 1984、85 年邹谠教授去世。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美国年轻人或者美国人群在智力、生活样式上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分布？邹老教授说美国人群 95% 是傻子，5% 是聪明人。平均智力、读书努力程度而言，可能不如大陆人群，但大陆的 5% 聪明人无法和美国的 5% 相比。即使美国 95% 的人群，因为他们读的书和大陆的不同，所以也有很大差别。其中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家庭教育，我们大部分人都经历过从看画本到听父母讲故事，再到图文书籍，读什么与不读什么，这其中有太大的差别。另一方面是教育系统本身结构性配置，课程、阅读、不同学科安排，特别是知识的真伪。我们都不讲观念和立场，单讲知识真伪，仅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我们几十年以来传授给一代代年轻人的基本上都是伪知识，除了人名、地名是真的，历史事实和理论是伪的。一群接受伪知识的人和那些在知识基本配置安排方面虽然傻但读的是常识的人，两者差别很难以道里计。所以，我觉得像你们这些人的工作重要性在于配置什么书，因为今天为止提供真知识的出版已经非常发达。
其实发达国家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不在于提供具体书目的经验，而是给不同年龄层配置不同书的经验很丰富，这个可以借鉴。这里我再多说一点，虽然你们现在距离最初的入门时间已经过去 10 到 15 年了，但我觉得依然还有作用，最简单的就像那布可夫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都不晚”，读经典，从任何年龄开始都不晚。此外，考虑到功利性，你们很快就会有下一代，不能让你的下一代和你一样 21 岁了还不知道从哪开始看书。从阅读的意义上讲，人生的意义进入有两个门径，一个是小说，一个是历史作品，包含传记。实际上人类对自己的下一代看哪些小说、历史书、传记，代代都有人开书目，包括现在在万圣卖的译本《理想藏书》，里面有 2000 本。其实，这些书目中 70%——75% 的是重合的，如果你是聪明人，就从重合的 70%——75% 看书，一定不会出大问题。当然，教授在开书单的时候有一个很大问题，比如让一个七、八岁少年开始读《论语》显然不现实，甚至很残酷，因为他们根本连字都不认识，更不要说意思了，今天的汉语和古汉语有太大的差别。我们进入读书的时候摒弃掉教授们从《论语》到《庄子》、《文心雕龙》所谓的中国古典，到你有了相当的知识训练以后再补这些课还来得及。除非你非常有幸在五、六岁就被人启蒙过，那么会有人告诉你怎样在八、九岁解决看这些书的问题。古汉语在我们国家的教育中没有彻底死亡，毕竟古汉语中相当一部分文字我们即使不知道意思，但还能认识它。
问题：老师，您在开始的时候说看到我们的阅读史还是有很多惊喜，但也有比较差的。那么您认为那些差的是因为他们没有系统读书，还是因为文科生没有读理工科，或者理工科没有读文科呢？
回答：其实我说的“差”不是具体的一种情况，而是写阅读史没有那么认真。当然阅读史反应出的成色也有很大差别，我知道已经有两三位同学有相当入门的经验了，有两三位同学想表达清楚也很难表达清楚。这种情况我经历过，我的女儿和你们一般大，直到去年写作文还很难写好，文章一个完整的意思、准确的用词、段落清晰很难做到。这个要求对于我们读书人也是很高的，为文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我想写一个个人阅读史没有那么难，为文无论状物还是写人的要求远远高于写阅读史。
何谓专家？
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您提到系统性读书、必读书目，您更看重专家商讨的结果还是大家共同商讨的？
回答：我不看重那些和某一专业无关的专家商讨的结果。我比较看重的是比如那些对儿童阅读心理有研究的、对阅读有研究的，而中国基本没有这样的专家，有一部分在中文系，他知道阅读，但不懂阅读心理。北师大有些从国外回来的老师对阅读心理有研究，但我认为他们对阅读研究不够。
何必要必读书目？
问题：其实我一直对必读书目有抵制心理，当然我也说的是专家们推荐的书目，但我为什么要相信别人说的话？如果一个人给我推荐了书，比如这里的工作人员玉擎给我推荐博尔赫斯，不是因为他告诉我是必读书目，而是他的热爱，将我带进一个新的世界，这时候我就愿意读这本书，而不是他告诉我是必读书目。
回答：其实这个和营养学相仿。好吃和营养是两回事。比如汉堡好吃，口感不错，但它能充饥吗？如果你真的那么在意你的肉体和它的健康，那么现在有很专业的配餐，可能口感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对你的精神成长有要求，那么还是要相信营养师的配餐。如果只是作为参考，那么参考的本钱在哪？作为参考的时候又判断五本书中哪些该看哪些不该看。
问题：那么能不能多参考几个推荐的书目？
回答：这不就是我刚才讲的 70%——75% 重合的书吗？是一个蠢人的简便办法。因为我们不能相信单个专家，那么就综合，其中也有问题。让小孩子开始就看“鲲鹏展翅”根本就看不懂，但一直看童话也有问题。
我们的小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小说，小说完全是西方的，而我们没有。我的意思是，文学作品读的就是现代以前的西方小说，现代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一些经典，但我们的小说完全是从无到有学习西方的。我前几天听到马原的一个说法，1980 年代全世界小说写得最好的在中国。当然我对此没有判断力。刚才你的问题，就像鲁迅说的尽信书是不行的，但如果完全排斥专家的意见，你周围同学对某一作家的喜爱虽然源自他内心的感受和认知，但他懂得那些只是太少了，很难建立起比较系统。一个人读了那么多小说才敢比较。
如何培养如美国那样的公民意识？
问题：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谈到年轻人有责任参与城邦事务，其中提到世界历史民族是有自觉性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营造公民社会，其中的公民应该有这种自觉性。我一直对在公共场合吸烟事情有不同看法。我们在公民社会中需要尊重别人的权利，有很多美国同学告诉我美国人在外面吃饭会问这里是否能吸烟，这种使我真的感觉到公民的自觉性。我想问的是这种自觉性我们需要怎样培养？
回答：对。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我们经常讲“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你关心城邦事务，但不能从小事着眼的时候，我也很怀疑你在大事情上的真诚、可信度。你说的问题就像一直讨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比如我们这个人群，当我们做的尽善尽美的时候才开始建立公民社会，还是我们决心建立公民社会，准备让人在这个时候尽善尽美？这个和“自由在先还是民主在先”问题一样。我最早的时候倾向于自由在先，但最近三、四年我转变了观念，我发现如果没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打碎一切，而是先把制度安置好，这个人群靠每天一点一滴所谓公民社会的建设很难完成整体上国民从观念到行为转变的任务。因此我觉得建立民主制度应该优先。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民主的制度框架下，我们的自由也是很可疑的。你很难保证今天晚上回家，凌晨三点钟有人敲门不经过任何手续把你带走，好几天家人打听不到你的消息。可能在很多方面你很自由。
看书的意义
问题：我在和一个店员聊天的过程中，他说自己在阅读过程中非常自我满足、舒适，感受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但回到现实中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突然发现变得很困难、令人不满意，在两者转换中感到非常痛苦、失望，所以他找不到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当时我说自己还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只能继续阅读。今天我想把这个问题转述给您。
回答：这个对于很多人都是问题。有些人会写文章，比如陈丹青的文章很多人读，但期望值不一样，觉得写得文章仅仅那么几个人看。这个问题的重点是期望值在何处。我们最简单讲，怎么打发业余时间，当然可以去网吧、酒吧玩，无非就是自己不会选择。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像今天看一本书，就能看到这个世界就改变一毫米，看三本就改变三毫米，这种思考方式肯定有问题，最重要的是多读一本书是否改变了自己，自己有多少收获。自救是阅读第一要务，而自救的人中才能产生一小批考虑城邦事务的人，没有人要求整个阅读人群都思考城邦事务。这个和我们说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往往由个别人标识、一个文明的传承经常体现在一两个人身上一样。思考城邦事务如何改进、何以改进的是很少一部分人，但是思考城邦事务和关心城邦事务是两回事，如果很少人关心城邦事务，那么很容易被这批思考城邦事务的人带到泥沟里。我们也有这样的历史教训，还搞了70、80年，依旧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他一挥手我们就在后面跟着跑。我们很多人真的不关心城邦事务，也都不知道什么叫”城邦事务』，应该如何关心，所以才会有那样的后果。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开始对阅读产生厌恶、怀疑，我觉得靠看书了解到的改变周边环境已经是很高境界了，甚至因为你喜欢看书而带动身边两个不太喜欢看的也一起看书，我认为这就是改变。
被启示的人是极少的，是否因为能够启示我们的人是更少的
问题：这部分被启示的人是很少的，是不是因为能够启示我们的人是极少极少的？或者是年龄差距问题？
回答：修禅、修佛都有境界问题、层次问题，基督徒也有这个东西，我最近看印度的《奥义书》也有。我相信启示者也有层次问题。假使我们把境界分为五层，真正能在第五层上启示别人的肯定是个别人，而被启示的也是极个别，但是在境界的第一层、第二层启示者和被启示者还是大量存在的。有时候就要看一个人的期望值在何处，比如我现在很喜欢看和我年龄跨度 5——10 岁上下的人的自述，看自述很大程度上有自虐倾向，一个人能写自述并且发表，那么肯定在某一领域有所成就。我看的就是他们早年阅读历史和经验、家境、阅读启示者，因此我每次看这些东西都心生嫉妒。其实我有一个建立在大量了解不同领域有成就的不同人群早年都经历过我所说的”被启示』之上的猜测。比如我们俩同代人，你在 7、8 岁看的《红楼梦》，我在18、20岁看，我们今后可能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差别更大。因为当年信息是封闭的，我们看《多雪的冬天》，只有北京的下乡知青偷偷带回去的灰皮书，以至于我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很多时候想看书而没有书。比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最高年龄可以放宽到 1952 年出生，他们和我们这些 60 年出生的人相比，差距不是年龄，而是在更早的时候有阅读体验，所以今天很多在学界驰骋的中青代学者基本是 50——65 岁，只有极个别的在读书年龄没有书读而成为好学者，都是很意外的各种原因，无论去学校图书馆偷书，还是砸了老师的家把书搬走，或者互相偷着交流，都有大量阅读经验。因此一旦有一块土壤可以让这件事发芽的时候，同代人就显出差距了。当年北大每届招收 2000——2300 名学生，两年前扩招了 200、300人。就喜欢看书的人群而言，其实都是极其个别的人，我认为这个中生代很重要的差别在于八岁到十一岁左右是否看过这些书。并不是那些很有名的学者都是很聪明的人，而是他们有幸更早的时候在很低的层次被启蒙过，而你没有这么幸运。这个距离很难靠时间赶回来，所谓人生经常会有“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本应该是你的那个年龄接受的知识，再到另外一个年龄时虽然能看懂，但很难构成你的知识中某一环节。
独立书店的生存问题
问题：我看到现在的独立书店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书店中有越来越多的其他物品出售，比如厦大内部有一个厦大时光书店，但是那里有越来越多旅游纪念品、明信片之类的其他东西出售。还有一种情况，杭州枫林晚书店，那里读者已经很少，灯光暗淡，二楼曾经是沙龙活动场地，但现在摆了很多凌乱的东西。我的问题是现在网络书便宜、容易找，对独立书店有很大影响，那么独立书店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商业模式才能更好发展下去？或者可以讲下您的独立书店的故事。
回答：现在的独立书店江河日下，为什么生意还可以做下去，经营之道是什么，独立书店想走下去的话，怎么走才是正确的道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卖旅游书、旅游纪念品，其实已经不是独立书店了，独立书店这个群落有其特定含义，枫林晚肯定还是独立书店。这个问题的本源其实涉及两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今天独立书店遇到的窘境在多大意义上讲是网络书店、网络阅读、读书自身问题？人很容易把问题推到公众人物身上以减轻负担，这是人经常的心理，就比如说我们在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把文革大量的责任全部推给他们，他们是坏人干了坏事，我们单独自己的问题被屏蔽掉了。甚至那些打人的部分人最近公开道歉，他们忘记了常识，是否打人和学生身份没有关系。他们愿意有这种依赖心理。独立书店也有这个问题。不仅是网络书店的恶性价格战导致了独立书店的困境，其实这个行业从来就有人打价格战，从来没有规范过，就像我们说一群没有被规范的人一定在丛林状态，结果靠的是哪个人膀大腰圆、拳头硬。在整个书店行业中独立书店就是弱势群体，现在又有一股很强的风吹来，可想而知它们就弱不禁风了，才会有最近三、四年大量独立书店倒闭的现象。与其说是网络书价格战的原因，倒不如说网络阅读对人们传统阅读时间的侵害的原因更大。现在的网络使我们接纳的信息量非常可怕了，这些信息中确实有大量的好东西，人类生产信息的能力非常发达，完全处在一个买方市场状态，这样自然让人们懂得那400页书的机会减到最低程度了，我不知道今后终端的发展消灭的恐怕不仅是纸质图书阅读，可能还有其他的习惯。除此以外，我在行业圈强调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原因。相处一地的独立书店有好的也有坏的，就全国范围而言，相当一部分独立书店做得还不错，那么处在这个行业的商家就应该检讨造成问题的局面，多少是外部的，多少是自身的，尤以可以推给外部的原因使得自己屏蔽了自己的责任，而我常常看到的来自于自身问题养成了这种不幸。我自身比较反对自身原因没有找足而找外部原因。
年轻时是否组建过读书会？
问题：前面您说到启示，我想问您在本科生、研究生阶段除了自己在图书馆读书之外，是否想到组建读书会？也许那个时候没有注意到启示，或者没有遇到被启示的机会，但友情之间建立一种碰撞。
回答：大学时候我们班二十多个学生还是很喜欢看书的，但我们之间很少有交流，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忙于和女朋友谈恋爱，也可能是因为年轻人那种把自己知道的东西藏着掖着的心理，但我知道那种很少交流的状态。我认为有一种启示可以自己完成，不是一个人完成，而是小伙伴们互相激励、攀比。这种例子我知道的也不是个别，两三个人很幸运地碰到一起，互相切磋、鼎力，然后开始争辩，为了战胜其他人会看更多更多的书，这种切磋非常有效。而我在大学里没有这种经验，至多互相问一下而已。到了研究生阶段，我们有三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恰好都愿意每天做哲学家状，忧国忧民思考国家大事，但很快被外部改革、辩论、调研起草的滚滚洪流中断，因此那种效果非常有限。
为何一本好书不好卖？
问题：您刚才说到大量独立书店倒闭，但是先锋书店在开分店，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回答：先锋书店开分店从另外一层面验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想。一本好书被卖得很少，是因为没有被充分地呈现。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呈现的面积大小，具体到一个个书店是否够，第二个是具体到某一个书店，它的呈现够不够。如果认为一本书不好卖，那么堆到书架上一定不好卖，但有意地推荐一些好书会比在书架上卖得好。所以在这两方面呈现不够。
如何“知行合一”？
问题：读书可能使一个人更加清醒，但知道和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可能我们读书的时候知道这一点，但真正在生活中想去实践时遇到的不仅仅是来自自己内心的问题，还有社会、周围人的制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到在自己清醒知道时实践它？比如我们的选举权，柳红老师已经意识到我们应该重视我们手里的选举权，那么她就会去独立参选，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想真正做到很难。
回答：这个确实很难。可能全国参选人有五亿，但真正独立参选的只有五十个。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当民主制度更大规模建立之后，我们才能完成从观念到行为的制度转变的任务。第二，永远要有人为了转变本身做先前的准备，这要看如何给自己定位，或者想作等待制度转变后接受洗礼的人，或者想作机会到来时制度转变的推动者。不要以为这个机会没来，书白读了，要问自己是否真的准备好了接受那一天的到来。
我曾经和北大的两拨主要学生交谈过，其中两个是元培班的，另两个是奥林匹克比赛直接进入北大物理系的。他们绝对是你们这代人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分子。有一次他们愁眉苦脸地找我聊天是因为就要毕业了担心找不到工作。对于一个个体而言，这个想法没错，我认识的很多教授对于房子的需求永不满足，二十年就这样逐步改善自己的住房条件。后来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担心今后找不到工作，那么读其他大学的人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些没读过大学的人是不是要埋了自己？他们作为这个国家自然意义上的顶级精英，都要为自己的工作事情担心，那怎么可能想着别人的事情呢？
几天之后，我和北大心理学学会的会长、副会长聊天，我问他们毕业以后的理想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副会长特别诚恳地说自己的理想是把自己的母亲接到北京生活，另外一个讲自己一心一意要出国。我不认为这些有错，而恰好是大错。我认为这就是后代精英的状态。找不到工作是一回事，而一个个体想怎样找工作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一个人对于搞好自己的生计都没有信心，那么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搞了。我从来不想自己生计的事，但把自己的生计搞得都很好。如果你是一个要想别人事情的人，但把自己生计问题解决不好，又有什么能力想别人的事情？他们想地太小了，每天总想着自己的那些小事。我并没有蔑视每个个体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可以，但对于这些精英们不可以。并非“人民养活了你们”原因，而是极个别人被推到了精英平台，如果精英们不承担，其他人就要承担更多。
问题：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靠自律呢？自由主义本身要求不是有那么强的政治动员倾向。
回答： 自由主义从胡适那代人传入中国后出现了大问题，是一种没有力量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到处自由泛滥，各种各样虚假的同情心，讲自由的边界，不做过多的考虑，这些深受欧洲大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英美很表面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却看不到英美自由主义力量的一面。其实英美主义是次要的，我们关心、思考、介入城邦事务，以至于在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上，但我们在哪些情况下会遵守教条、原则，这一点没有被中国自由主义解决。比如英美在打败别人的时候将宽容，而恰好在打败这件事情上任何主义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打败之后如何对待对方，这才是各种主义的真正差别所在。我们讲自由主义时强调和对方发生战争就是问题，因为要死人，尤其是平民，现在我们大量的自由主义考虑的是当我们手无缚鸡之力的时候和巨大无比的权力和解。我们在自己争取自由的道路上没有一种和反动力量对抗的决心，所以经常在实践中看到各种妖蛾的现象、很奇怪的说法。
问题：您和北大精英聊这些，由此可见现在全国大部分大学青年都在关心自己的生计问题，觉醒的可能只是一小部分，北大钱理群教授曾经说这一时代培养的是一批精致利己主义者。如果按照您的说法，岂不是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吗？这批人是这样，他们有可能按照这样的思路教育自己的子女。
回答：因为我们这批人就这样，才有你们这代人。我们上一代人糟糕的比例比我们这一代人糟糕的比例少一点，而下一代人糟糕的比例会比我们这代人多。我们将要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如果无法安顿这些人，对于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肯定是你们这代人承担这个责任，从代际更替讲，肯定是你们。
理工科生和城邦事务
问题：对于工科生来讲，做那些高精细的工作，是不是还不能算是一种城邦事务的担当？
回答：这是两回事。如果所有的人都想城邦事务的话，这个国家会乱套。只有很少的人思考城邦事务，但关心城邦事务是每个人的责任，关心城邦事务在不同领域、职业有不同表现，今天我们讲科技报国、教育报国、工商报国，这些在一百年前就谈过，但至今还没有说清楚，再过一百年也不一定能说清楚。其实，没几个人关心城邦事务才使得报国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而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不断看到的局面。人类以亿记录的科技发明却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没有关系，不觉得耻辱吗？我们引进现代科技一百多年，竟然还敢说自己科技报国，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一个完全不能自由思想的人群，给世界文明做出的贡献几乎是零。我觉得自己每天生活在耻辱中，只不过经常麻痹自己才使得我能活下去。中国人平均智商水平仅次于犹太人，在整个历史中，我们对人类在科技、工业上的贡献无与伦比。现代以来，我们只有战乱、专制两件事，使得这个人群完全禁锢在没有任何创造能力的状态中，我们连电影都拍不好，拍得好的也是从西方学来的，无论技法、类型，还是镜头方面。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群没有创造呢？这些和现行体系是西方体系没有关系，日本几乎和我们同时起步，但日本人有很多创造。
问题：按照您的说法，中国人的整个创造力是在退化吗？
回答：不是退化，而是这块土壤不允许创造。现在每天都在鼓励创新、创意，根本不可能。就像把一个人牢牢得捆住，不可能跳出优美的舞姿。而这个问题的责任不仅是制度的原因，其实个体也有这个问题。又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们考虑自己的生活是对的，但所有对的事情加起来却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我觉得每一代人中需要有人来考虑这些问题。到今天为止，同龄人中能够读大学的还是少数，能读好大学的人更是少数，能进北大清华的是二、三万分之一。
问题：老师您可否谈一谈现在结社的问题？我看到四川的友邻社做得还不错。
回答：我大概知道他们的运营方式，但我不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结社，如果是的话，他们早被干掉了。据我所知，送饭这件事基本的向度是基于人道救助，如果政治性很浓的话，不会被允许存在。未来在互联网条件下，结社会方式会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但我还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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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您分享下 2013 年对自己最重要的三本书。
回答：我觉得所有对社会科学和今天这个世界来源的近代原因的思考，可以看看艾伦·艾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这是我 2013 年最推崇的一本书。长期以来，我们在现代化研究方面讲求的是城市化或者城市人口比例、高等教育、工业化水平科技，而在我们印象中讲的最多的是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还有人讲这个问题，我从来不曾这么系统地看过一本书，几乎面面俱到地说到这个社会从传统走进现代时那些框架性的因素之外支撑框架性因素的东西。在不破坏既有发展结构的情况下，一些因素使传统因素进入到现代一点点被替换、改造，以至于和其他现代因素慢慢逻辑在一起，那就晚了。以英格兰为例，说的是熟悉的领域，但很多方面却闻所未闻，包括儿童教育、文学进展、建筑等方面，我们分辨不出哪些具有现代色彩、哪些具有传统色彩，哪些是构成现代观念的因素，哪些人群可能很现代化，但大脑仍停留在古典时代。
第二本是《生命中最后的读书会》用案例讨论生命意义，里面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母亲患了绝症，儿子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母子俩组成了一个俩人读书会，有时同看一本书，有时分别看不同的书，然后交流、讨论生死、各种哲学问题。因为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显得很突兀，在这之前我们从未听过同类的故事。这本书给我们越读者的启示在于，不只是生命有一个样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死亡，有句话说如果你没有想过死的话，就不会知道活是怎样的。
我推荐的第三本书名声略小，叫《电影编剧的秘密》，作者是芦苇和王天兵，芦苇是《霸王别姬》的编剧，王天兵是中国四、五年前持续引进芭比尔的最重要幕后推手，自己也写过一本关于芭比尔的书。大家都知道很多藏着秘密武器的人是不愿意示人的，否则就没饭吃，当然有秘密武器的人并不多，而芦苇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深藏秘密武器愿意示人并且教人如何用的作者。其二，这并非芦苇的本意，是因为有了另外一个奇人王天兵，在文本上生生地把芦苇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们会看到那些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鬼觉提问非常厉害，一步步把芦苇引到逆袭世人并告诉你怎么用的境地；其三，这本书表面是写电影编剧的秘密，而我更看重的是写电影编剧的秘密过程中所展示的大人生、大政治，大人生、大政治偶尔在舞台中央出现，但很多时候隐藏在专业的叙述中，我建议各位有兴趣看这本书的时候把其中专业的外套扒掉，看内在展示的人生大智慧、一个城邦大剧的叙说。也许这是他们的不自觉，我认识的天定不是那种受过专业教育的启蒙者，而我本身不认识他，但这部作品中隐藏的语言非常好。其中语言、叙事、修辞都有强迫症，语言非常讲究，主要内容是四篇对话。其实最后一本书我们什么都不用看，就看怎么写文章，我都没有见过在技术上教得如此好、准确的。